9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并表示要在年内推动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落地，大幅提高“杰青”基金间接费特别是“人头费”比例，探索建立青年科研人员自主合理使用经费承诺制，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要开辟绿色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强调，要探索把“杰青”基金当作国家“风投基金来使用，既促进创新，又宽容失败，激励更多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勇闯科研“无人区”，催生更多科技“奇果异香”。

　　“杰青”基金曾支持多位学者度过“困难期”

　　据悉，今年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25周年。会前，李克强观看了基金资助的天体物理、新材料、能源利用、医疗、生物等方面科研项目成果展示，充分肯定“杰青”基金在培养青年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上不可替代的作用。

　　座谈会上，丁仲礼、薛其坤、周琪、严纯华、王梅祥、丁奎岭、卢柯、袁亚湘等8位基金资助获得者代表发了言。

　　据悉，现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提出，“杰青”基金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此外，申请人应在当年1月1日未满45周岁，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等。

　　在“杰青”基金20多年的历史中，多位受资助的科学家均肯定了基金对其研究、创新工作的支持与鼓励作用。

　　“如果没有‘杰青’，我有可能就放弃基础科学研究了，特别是在高校从事研究的待遇还比较差的那个年代。”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高自友说。他在2002年成功申请“杰青”基金，帮助他开启学术转型之路，尝试破解堵车难题。

　　对于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来说，“杰青”基金是促成他回国的关键因素之一。

　　薛其坤硕士和博士期间，曾就读于中科院物理所。上个世纪的物理所条件并不理想，“经常修仪器，所里实验仪器经常不能工作”。他博士的前两年，没做出任何成果。后来，恰逢物理所开展中日联合培养项目，薛其坤赴日完成了最后两年的博士学业，并留在日本工作。

　　1996年，薛其坤在去俄罗斯参加学术会议时顺路回国，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杰青”基金答辩，没想到竟顺利通过。

　　“当时中国各方面发展都很快，急需大量人才，但国内科研条件很不理想，人才回来也要面临很多问题。他们既要安家、要有稳定的生活，更要有基本的科研条件。杰出青年基金一方面能让你有个基本的科研条件，你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荣誉，给你一个责任感，所以对人才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997年，薛其坤获得“杰青”基金40万元资助。次年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实验室。2005年，他当选中科院院士。

　　从事纳米材料研究的厦门大学教授郑南峰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他在2007年回国任教，资金却成了最让他头疼的事情。2009年，他获“杰青”基金200万元资助，“如果没有杰青基金的资助，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

　　资料显示，中国有300多个大学、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得到过“杰青”基金的资助。其中，33%为中国科学院系统，51%为教育部系统，10%左右为其他部委。

　　“‘杰青’基金无论从发文数量还是从引用数量来看，都对资助科学家产生了显著正向的激烈效应。”在去年举行的青年基金获得者交流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旭峰教授曾如此评价“杰青”基金的作用。

　　年内推动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落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科研界的“包干制”改革：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在此次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谈到此事。他表示，科技创新突破需要广大科研人员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奋斗。创新成果往往不是计划出来的，政府要为科研人员自由探索营造宽松环境。

　　李克强表示，要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加快完善科研项目管理评价、收益分配等制度，年内推动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落地。

　　此外，李克强还在座谈会上强调，“杰青”基金要打造改革“试验田”，发挥示范作用，向青年人倾斜，让更多更年轻的人受益，大幅提高“杰青”基金间接费特别是“人头费”比例，探索建立青年科研人员自主合理使用经费承诺制，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要开辟绿色通道。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包干制”解读为，管理方式的转变，更多强调责任——授权越多，责任越大。

　　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长期困扰着国内科学家们，各界一直呼吁对此“松绑”。“杰青”基金相对灵活、自由的管理方式，曾帮助不少学者专心研究和自由探索。

　　薛其坤就曾表示，由于“杰青”基金属于人才基金，和其它项目经费不冲突，同时对资金管理较少，可用于买仪器设备、支付交通通讯费、用于管理和学术交流活动等。只要财务不出问题，就不会受到基金委的干涉。

　　“对我个人而言，‘杰青’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让我转变研究方向成为可能，这无疑非常重要。”高自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杰青”基金鼓励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让他实现了研究方向的转型。

　　“（‘杰青’基金）没有一天到晚的各种检查评估，每年提供一张A4纸大小的简单进度报告，而且允许失败，当然你必须弄清楚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会失败。”他说。

　　探索把“杰青”基金当作国家“风投基金”

　　2014年，“杰青”基金设立20周年时，李克强就曾同历年“杰青”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交流。他提出，要把更多资源用在“人”而不是“物”上，做到看准人、多支持、少干预。

　　在此次座谈会上，李克强进一步提出，探索把“杰青”基金当作国家“风投基金”来使用，既促进创新，又宽容失败，激励更多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勇闯科研“无人区”，催生更多科技“奇果异香”。

　　近年来，提高科研宽容度的呼声愈发增多。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就曾表示，加强科技创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宽容对待科研项目中的一些失败情况。

　　“我们的科研创新是具有探索性的、是未知的，需要成百上千上万次的失败”。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王玉鹏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单纯增加经费无助于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基础研究要从源头上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评比和考核指标，创造一个让科研人员安心工作、专心科研的宽松环境。

　　科技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杰青”基金资助出中国基础研究领域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包括陈竺、白春礼、王恩哥等。李克强也在此次座谈会上表示，“杰青”基金在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上要发挥更大作用。（宋承翰）